自然界有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的四时变化,人体就用不同的生理功能来适应。由春至夏,天的阳气日益旺盛，人的腠理逐渐开泄,用增加出汗来加强散热;由秋而冬,天的阴气日趋旺盛,人的腠理逐渐密闭,用减少出汗来帮助阳气潜藏。正如《内经》所说:“天暑衣厚则腠理开,故汗出”,“天寒则腠理闭,气湿不行”一旦患病,不同时令的病理变化也各有恃点,所以在治疗时必须因时制宜。

举例来说,同样是风寒感冒,在寒冬可用麻黄、桂枝,酷暑则只宜香薷、苏叶。正如《医学心悟》所说:“若论其时，薷夏之月,温剂宜轻;时值隆冬,温剂宜重。”

当然,也不是绝对如此。四季的气候有时反常,所谓夏有非时之寒,冬有非时之暖,这时就不能受常例的限制。盛夏而遇暴寒,麻黄、桂枝也可酌用;严冬而暴暖兼湿,香薷也可酌选。
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,一定要根据病证的性质来灵活掌握。例如,虽是盛夏季节,但病属阴虚,证见潮热、盗汗等,这时如果仍然死板地坚持“春夏养阳”,妄投温燥的方药,必然贻害病人。虽是严冬季节,但病属阳虚,证见畏寒、冷汗等，这时如果仍然拘于“秋冬养阴”,给予苦寒及养阴的方药,也只能加重病情。

至于寒冬患大热证,仍应使用白虎；盛夏患大寒证,也可使用四逆汤。程钟龄对此深有体会,他说:“霜降之后,禁用白虎,然亦有阳明证,蒸热汗出,谵语烦躁,口渴饮冷者,虽当雨雪飘摇之际,亦曾用白虎治之而痊安。”他又说:“亦有时当盛暑,而得虚寒极重之证,曾用参附煎膏而治愈者。”这些都是舍时从证的治法。

不同的地区,由于气侯条件、水土特点以及生活习惯不同,人的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也不尽同,所以临床治疗也应有所差异。这就是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。正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所说的:“凡用药皆属土地所宜。”

一般说来,我国北方地区,地势高而寒冷少雨,容易患寒证、燥证,治疗常须辛温或甘润方药。我国南方地区,地勢低而温热多雨,容易得湿热病证,治疗常宜清热化湿的方药。

即使同为外感风寒,由于北方天寒地燥,人体腠理闭实,治疗时宜用发散重剂,而南方天热地湿,人体腠理开疏,又只宜使用发散轻剂。所以前人有这样的说法：“南人用药宜于轻省,北人用药宜于重实。”程钟龄在《医学心悟》中就介绍过他因地制宜的用药经验。他说;“东南之地不比西北,隆冬开花少霜雪,人秉常弱,腠理空疏,凡用汗药,只须对证,不必过重。予尝治伤寒初起,专用香苏散加荆、防、川芎、秦艽、蔓荆等药,一剂愈,甚则两服,无有不安;而麻黄峻剂,数十年来,不上两余。可见地土不同,用药迥别。”

然而,也不是绝对如此。因为,虽然同属西北或同属东南,各省各县的气候、水土也不尽相同,特别是同一地区的人体质也是有强有弱。正如《续医说》所强调指出的:“北人禀气固厚,安能人人皆实,南人禀气虽薄,安能人人皆虚。”所以不可拘于南人皆用轻药,北人皆用重药。
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,一定要根据病证的性质来灵活掌握，切不可拘于西北用温热,东南用清凉。徐灵胎在《医学源流论》中说得好:“西北气寒,当用温热之药,然或有邪蕴于中,而内反甚热,则用辛寒为宜。东南地区,当用清凉之品,然或有气随邪散,则易于伤阳,又当用辛温为宜。”

因人而异地施行治疗,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特色。为什么中医特别强调治疗的个体化呢?这是因为,病人的性别有男有女,年龄有老有少,体质有强有弱,生活习惯也有差异,因而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也各有特点,所以临床治疗也各各不同。

就性别来说,男性有遗精、阳萎等疾患,女性有经、带、胎、产的特点。就年龄来说,老年人的气血衰少,生机减退,容易患虚证,常宜采用扶助正气的治法,即使患实证而须使用攻邪的治法,也应注意顾护正气;小儿虽然生机旺盛,但毕竟气血尚未充实,脏腑尤其娇嫩,往往因饥饱不匀、寒温失调而患消化不良、伤风感冒等病。在治疗时,如果祛邪过重极易损伤正气,使用补药不当尤易留邪。

最值得重视的,是人的体质状况。体质的强弱,除了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的差异之外,还与人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有关。一般说来,体力劳动者的脏腑比较坚固,大多身强体壮。特别是在户外劳动的,常经风吹日晒,腠理致密,外邪较难侵入。即使感邪也多患实证。而脑力劳动者,特别是长期伏案工作而不爱活动的人,脏腑比较脆弱,大多瘦弱或虚胖,容易得虛证。由于缺少户外活动,所以腠理疏松,外邪容易侵入,感受邪气后,常常正不胜邪。

体质强弱不同,治疗也不相同。一般说来,体强不可妄补,体弱切忌妄攻。即使同患风寒感冒,用药也有轻重之分,正如程钟龄所说:“体实者,汗之宜重,麻黄汤”,而“体虚者,汗之宜轻,香苏散。”

体质差别不仅在于强弱,而且表现为偏寒、偏热。体质偏寒的,俗称寒体,古称阴脏人,平素怕冷喜温,大便常常稀溏,不敢吃瓜果生冷,所以治疗时要慎用寒凉方药;体质偏热的,俗称火体,古称阳脏人,平素喜凉怕热,大便常常结燥,不敢吃辛辣食品,甚至头痛牙痛,鼻子流血,所以治疗时,要慎用温热方药。即使同患外感风寒,由于体质偏寒偏热的不同,治疗的峻缓,用药的宜忌,也各不相同。程钟龄就强调指出;“夫以气虚无火之人,阻气素微,一旦客寒乘之,则温剂宜重,且多服亦可无伤。若其人平素火旺,不喜辛温,或曾有阴虚失血之症,不能用温者,即中新寒,温药不宜太过,病退则巳,不必尽剂。”

在治疗疾病时,如果不重视体质因素,不注意因人制宜,则不仅影响疗效,而且往往产生变证。例如,治疗热证,本应使用清法,对于身体壮实的人,即使清热方药用得重了一些,一般尚无妨碍,但是,对于平素体虚,脏腑偏寒的人,清热方药用重了,就会造成热证尚未解除,寒证却已发生。所以程钟龄强调说:“此清之贵量其人也。”

总的来说,由于四时变化、方土差异和个体特点对疾病有明显影响,所以治疗时,必须相天时、审地利、看体质,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,才能获取良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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